 2015年大年初一早上，上博新馆长杨志刚（左）率工作人员迎候观众，向第一批进入大厅的参观者拜年并赠送新年小礼物。本报记者蒋迪雯摄 来源：解放日报
这次采访，有点硬着头皮去，到最后也有点硬着心肠听。
硬着头皮去，是因为头一次对采访对象这么不了解，亦难再多了解。
他2014年12月到任上海博物馆“新掌门”之前，52年人生心路，几无一篇公开报道可寻。想找人侧面采访，起先也不知问谁。
硬着心肠听，是因这位“2017年全球最忙碌博物馆”的馆长，谈到最后嗓音已疲。
那天傍晚采访之前，他行程满满又见缝插针，中午赶去与越洋而来的芝加哥同行交流。
约他采访，16年前记得他家电话号码一拨就通。
2002年，因采写北京十三陵大修登门求教时，他的身份是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的系主任。一位年轻教师至今印象深刻：那些年给他发工作电子邮件，杨老师往往都神速“秒回”，可见他的办公节奏和“在场”时间。
2008年，他被调任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处长，很快业绩斐然，时任分管副校长林尚立称为“历史性突破”。
高校文科重大课题立项，全国每年不过几十个，复旦往年通常就几个。他那时突破到十几个。
而且还不止一次。这个纪录，之前未有，至今难再。
所以一位曾经的复旦校办人员印象深刻：那年全校团拜会，罕见地请了这位处长上台发言。
按惯例，一年一度的这个会，向来是请三位教授，以教职人员身份，分别代表文、理（工）、医三科致辞。这一次他以管理人员身份，代表文科上台。
他被调任上博前，上级组织部门曾认真听取复旦教职员工等各方意见，约谈人数之广泛、之深入，亦慎重得令人难忘。
他坦言，自己从留校任教，到成为系主任，再到成为校文科科研处处长，后又接任葛兆光先生，在2013年成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这一路走来，虽也一直是被调任，但到上博，自己还是“有点意外”。
他笑道，12岁因楼道大字报，而好奇于历史至今，这一路走来，又似都在为上博此行做准备。
于是便从来路说起。
复旦前传
那是1974年，当时正“批林批孔”“评法批儒”。
小东门附近他家中楼道里，拾级而上，大字报铺天盖地，四面墙壁贴满。12岁的杨志刚正是求知若渴少年时，对批谁评谁懵懂无感，倒是“法家”“儒家”“孔子”“周公”这些高频字眼，人物故事，让“历史”如命运的种子，鸟衔风吹而落，落入他的心田。
1980年，他如愿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读完本科，又读硕士，后再博士。
岁月无心，而柳自成荫。
采访前，为侧面了解找到两位他的前同事，都对杨老师的工作之投入、业绩、作风，印象深刻；都很熟悉他在很长时间里，一直骑着辆“老坦克”到复旦上下班，连车型是28寸都脱口而出；却唯独，对他个人家世一无所知，“他平时和我们在一起，谈的都是工作”。
大家只是从他的温和有礼，推测这位有点神秘的好领导，想来是家风使然。
而他念念不忘的，是大学期间从周谷城先生等诸多师长身上，所受到的潜移默化。
“复旦文科大师非常多，仅仅历史学科就很多。”攻读硕士时，他的具体指导老师是朱维铮先生，当时的招生导师是原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历史系兼职教授方行；攻读博士时，他的具体指导老师是吴浩坤先生，当时博士点的导师杨宽先生已长期定居美国。“杨宽先生对中国古代史的好几个专门领域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得出一些很了不起的结论。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在出他的全集，第一辑就多达满满一箱子。在系统性上，杨宽超过复旦历史系的很多老先生。朱维铮先生的特点是非常敏锐，极深刻，他是看透了，讲透了。吴浩坤先生则非常扎实，从史料入手，他也是复旦文博系的创始人、首任系主任，为人非常平和，非常低调。”
杨志刚至今感念：不仅做学问受到熏陶，做人也都有影响。
而温和的杨志刚，也有人如其名、其志如刚的一面。
他的硕士论文研究宋代家礼制度，博士论文研究先秦礼文化，随后扩展而成在全国率先的专著《中国礼仪制度研究》。
二十世纪的百年中国，在世纪之初的五四运动控诉“礼教吃人”点醒世人之后，在世纪中叶一度铺天盖地的“批克己复礼”“打倒孔家店”之后，在即将走入新世纪的最后时段，他以鲜有人至的完整研究，破题中国“礼文化”。
日本著名汉学家吾妻重二教授在其专著中评价称：“杨志刚的研究通过礼学及礼制对儒教仪礼的发展进行了通史性的考察，是一部为数不多的可称作‘中国仪礼史’的著作。”
“我觉得自己想明白了。”在杨志刚看来，“怎么把握传统与现代？”这个近现代中国人的重要课题，一百年来限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好好解决掉。被迫开放导致先天局限，五四运动背景下成长的一代，在精华与糟粕之间难以跳出历史的限定。一百年后，“文化自信”，也正是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新时代节点。
他从史料研究中睁开眼睛，认定传统的东西是不可全然抛弃的，中国古文化达到这么高的高度是有其道理的，里面有好的东西，有正能量，有今后用得着的资源……“想明白了。”于是坚定而无畏。
1993年，年轻教师杨志刚便在是年第3期复旦学报发文：《礼与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而促使他思考这个命题的，是在学报发文之前，那些年的“时代之问”。
“做一个人文学者，一定要有对时代、民族、国家的关怀。如果有，肯定会很关注外部世界的变化。因为这些变化，最后怎么回应，会体现在学术成果里。
“这当然不是指随风飘萍一味逐变那种，而是人文研究一个基本的立场，这是需要的。
“研究历史的，像王国维、陈寅恪，都对时代性的变化非常敏感。越是大家，越是如此。
“书斋，和外部世界是相通的。”
进入中学就喜欢上了文史的杨志刚，从中学起长期保持着一个习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这四张报纸，必看。
所以文博系那位青年教师印象最深的，正是“杨老师谈学术，总有很多新的视角、新的外界信息，他对外面世界的变化很敏感、情况很熟悉”。
这种“不局限”，源于周谷城先生主张的“博大精深”，不囿于一个很窄的领域。
这种“通达”，也源于朱维铮先生强调的“通贯”，注重一个大的背景、时间线索。
所以通常会问“你做历史是做哪一段”，而在杨志刚这里，不是如此。
他留校任教后，开了一门持续很长时间、一度是文史哲本科生必选，也是文博专业必修的“文化人类学”课程，目的是要从自己原先所治的思想史，拓展到社会。“思想史容易过度局限于观念，文化人类学对社会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对学问精进很有益处。”
从观念的，到社会的，再到物质的（文物博物馆），从而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知识系统，最后从博物馆学的研究层面，直接进入上博实务操作。
所以杨志刚笑言，回看自己一路走来，似乎也是为上博之行做准备。
这种“不局限”“通达”，还受到一些外国汉学家的影响。
在复旦求学时，许多国内外的一流学者，如李学勤、庞朴、李泽厚，还有杜维明、魏斐德，都来上过课、开讲座、做交流。大约1985年，魏斐德来复旦时的一次小范围座谈，一个思想对杨志刚影响很大。
“他当时讲东西方文化思想比较，从文化发展对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巨大作用，讲到‘方向’是重要的；而这方向，似有一个switch（交换机），是可以加以转变的；就像火车轨道上的扳道，一扳，火车就往另一个方向走了。”
2013年接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的就职会上，杨志刚就讲到这个观点：我们做学问，一方面为学问而学问，另一方面也感受到时代对学问的影响；我们处在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这代人，怎么找到这个“接榫”的地方，这是我们应该关心的。
这里说的“接榫”，就是魏斐德说的“switch”。
这种“接榫”，当然不是简单拼接，而是在研究过程中，放进这种时代关怀。
如此，就能理解精研隋唐制度、写下皇皇巨著的陈寅恪，为什么要研究柳如是。
学术，一方面是清理过去，一方面也是建设当下。
所以杨志刚由衷觉得，能在上博有一段直接操作的实际经历，“未尝不是一种幸运”。
虽然，他早先的人生安排，是做一个纯粹的学者，期盼在相对安静的环境里把自己的事做好。
然而从接替蔡达峰教授担任文博系系主任开始，他一连串的“跨界之旅”就开始了。
本想只做一届，一届三年，可拖到第四年大家还是把票投给了他，就此一做八年。
2000年被正式任命为文博系系主任，大约一两年后，复旦大学年末考核开展全校各院系之间的评比，第一次的第一名，是文博系。教学、科研，都是第一。
而此时的文博系，和成熟院系比，还处于创业阶段。很多课程都还依赖外面的力量：博物馆、兄弟院校以及本校历史系师资。
杨志刚下力气抓课程建设和队伍建设，慢慢有了成体系的从本科到硕士生、博士生的基本课程，且都是自己的老师任课。
同时，抓学科发展。一方面争取科研项目。一方面在学校支持下，申报对学科发展至为重要的博士点，虽然非常艰难，但终于在2002年闯关成功。2003年，在复旦自设博士点时，又申报成功第二个。
同时，理顺管理架构，做大系科规模和体量。教务员、教学秘书等不再依附历史系。招生有了单独编号。教学办公场所不断增扩。
同时，争取办学资源，建立开放平台。复旦文博系从1984年起，和国家文物局合办了18届的全国文博干部培训班，被一些人士称为中国文博界的“黄埔军校”，后来陕西三大馆（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秦兵马俑博物馆、西安碑林博物馆）的馆长，都出于此“黄埔军校”第一期。2004年，经过申报，全国省级文物局局长培训班、全国省级博物馆馆长培训班，落在了复旦文博系。又从教育部争取到数字化博物馆立项，2005年复旦百年校庆时，为学校委托代管的复旦大学博物馆，新建成“于右任书法陈列馆”，馆名为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所题。
……
共同走过的人，说起他那些年都是一个字：“忙”。
及至2008年被调任文科科研处后，又何以能争取到前所未有的立项数？
杨志刚说来都很实在：我对文科的基本情况比较了解，对核心、骨干科研力量了解比较清楚，容易对接，路由器效应更顺畅；申报前的“排兵布阵”非常重要，就借助专家力量一起研讨；通过专家委员会，发挥教授治学的作用，有些决策就比较让人信服。
而杨志刚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倒是有一次教育部的重大课题立项，复旦初选入围了6个，6个课题组赴京面试当场汇报，结果却是颗粒无收。“唉呀！当时我和葛洪波副处长一起去的，从汇报场地到北京机场，这一路上，两个人相对无语。所以也不是都顺的。”
本也想就做一任，三年后也提出过。
一直到2013年上半年，学校才将杨志刚调至文史研究院任院长。再一年半后转上博。
就任文史研究院院长的现场演讲，他的开场白风趣而赤忱：“此刻我站在这里，情不自禁地想起六年前文史研究院的揭牌典礼，记得那是在光华楼二楼的大报告厅，当时我是带着兴奋，也带着一点‘隔岸观火’的散淡，没料想六年后这把火把我给‘烧’上了。刚才杨校长和葛老师跟我握手的那一刻，我感觉到一股巨大的能量传递给我，我是彻底地被点燃了。如果现在是在3D或者4D影院，大家借着眼镜一定看到我正在燃烧。”
回看每一次调任，都和到上博一样，“有点意外”，但这“不是个人的事情。组织上定了，就没有理由不把事情干好”。
虽然，刚到上博，先是干部热忱直言，再是员工直言以告。
上博新篇
杨志刚深知，吐露心声的背后，是深深热爱与期望。
如今《国家宝藏》热播后被呼“男神”的他，当时承载了馆内外多少人的视线聚焦。
而他担忧的，是馆里弥漫的另外一种错觉：总觉得我们还是天下第一。
毫无疑问，上博是一座有着六十多年历史的博物馆，底蕴非常深厚，在整个中国博物馆界堪称引领，马承源馆长的地位非常高，“众多前人为我们创下了辉煌”。
然而比照新形势，“跨界”的杨志刚既是行家里手，又旁观者清。
到馆不久他为志愿者做过两次讲座，第一次讲座题目就叫“横看成岭侧成峰”：“我们很多事是身在山中，看不清山的全貌，从而带来局限。如果能意识到这一点，跳到山外，回过头来看山，头脑可能会更加清醒一点。”
正因对情况很熟悉、够专业、看得清，杨志刚那年12月到上博，1月就在赴京出差的航班上，用简洁的八个字，概括了自己的办馆理念：“守正、开新、协同、引领”。正好不久媒体群访，有记者问起新馆长的新理念，从此广为人知。
但在馆内部，杨志刚上任之初心心念念在几个场合反复谈的，是结合“两学一做”落到实处，明确提出了“两转一超”。
――转意识、转观念、弯道超车。
――不仅对标国际，上博需要超车；即便对标国内，和几家同行比，今天的上博也需要超车了。
这些话，激荡一池春水。
“这个世界变化太快。博物馆行业也是。各逞英豪。大家都有招数，都在绞尽脑汁。”
在这种时势下，“上博如果静下来，很可怕”。
所以杨志刚当时分析上博缺的三个“新”，第一个就是新意识、新观念。
第二是新动能。当年马馆长那批人已陆续退出一线，新老交替，青黄不接。
第三是新体制机制。内部管理需要更多适应新环境、支撑新战略的创新和建树。
中国博物馆业，这些年飞速发展。
2002年一次全国性文博教育研讨会，还总结过全国博物馆从业人员的“几多几少”，好似养老赋闲处。
这十来年，这种局面，彻底打破。
博物馆的展览也发生很大变化：不再是简单摆出来、挂上去就行的事情了。
杨志刚初到上博，有人善意开玩笑说：“这下要比在学校省力了。”不少人的既有印象里，博物馆不就是摆摆文物、搞搞展览么。
杨志刚心底很清楚：仅仅策展这一件事，要把观众放在心里，里头就有大学问，很专业！
历史性的根本变化，还发生在博物馆的自身定位、发展动力上。
过去，主要是收藏、研究。今后，在继续抓好收藏、研究的基础上，还要突出为社会服务。
在杨志刚大力倡导的观念意识大转变中，上博教育部工作人员对一幕感触很深：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里，最气派的办公室，是教育部门。
从最早侧重于文物典藏，到后来侧重于学术研究，而今在国际博物馆的主要功能排序里，是社会教育排在第一。
从美国同行的例子看，博物馆对所在地文化认同的构建，也有重要作用。
国际博物馆协会每年会发布一个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杨志刚记得2010年在中国举办的那一届主题，是“博物馆：致力于社会和谐”，“把历年这些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梳理出来，就可以比较系统地理解什么是现代博物馆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例如：如何为社会变革和创新提供动力。这是一个非常高的高度。”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些年来也“发展得真是快”。
老上博的员工回忆，1959年以后，上博在河南路时，来看的观众70%以上是外国人。到人民广场后，中国观众的比例明显增加。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文创商品的消费更是以国人为主了。
所以在杨志刚看来，包括上博在内的中国博物馆，目前最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提高优质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
以往只是看个稀奇，来看一看就行了。现在人们开始更希望从展品背后学到更多知识。
而上博作为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文化机构，如何提供面向世界、面向全球的产品，也是新的更高要求。
对标“国际一流”，今天的上博不但内部管理架构还有差距，藏品基础也还主要是中国范围。
而世界几大重要博物馆，都是全球性收藏，展出都面向全世界。
来上海，到上博，应该要能看到世界。
正是带着这些理念，杨志刚与新上博这三年来，激流勇进。
第一个年头，2015年，他最难忘是上博东进的东馆选址。第二个年头，2016年，他最难忘是内部流程的规范整肃。而两年苦练内功后，第三个年头，终于开始发力。
刚刚过去的2017年，上博东馆历经两年多推进，终于依法合规一个程序都不落，9月25日傍晚拿到桩基的施工许可证，27日动工；上博全馆各项工作也全力开动，其中光是临时展览，就多达9个，数量为多年之最。
更重要是，理念、气象，已今非昔比。
比如年头的“鸿古余音：早期中国文明展”，打破传统方式，不再按文物的材质、年代来展陈，而以“文字”“统治”“生活”“信仰”“葬仪”五个主题，重新统合展品，集成演绎，还大胆尝试用现代汉语来解说，反响很好。
“文化主题演绎是一种国际性的先进展陈理念，其背后有学术底蕴，目的是把握住人最新的兴奋点，来讲述展品背后的故事。”杨志刚说：将来上博东馆展陈设计的一大亮点，也在于此。
又如年中的“遗我双鲤鱼：上海博物馆藏明代吴门书画家书札精品展”，负责布展的上博书画部孙丹燕副研究员和团队“很用心”，花了很大力气，把这些书信的内容，全部用现代白话文转译出来，放在精美的书信原件旁边一并呈现。“这种转译很难，因为必须尽力‘信达雅’。”
目的，也是为了结合现代人的审美趣味，让展馆内外的文物与社会生活方式有一种呼应。
再如年末的“山西博物院藏古代壁画艺术展”，就为迎一件珍品，上博开馆21年首度破门。工作人员在寒冷夜里，一举拆下600斤重的南门大玻璃。
常规性的书画陈列半年一调整，上博的负责部门也“很用心，动作非常大，效果比较好”。
而在公共服务方面最具标志意义的，还是“大英博物馆百物展”。以博物馆的辛苦程度、辛苦指数，赢取观众的满意程度和满意指数。
多少年了。2002年“晋唐宋元明清国宝展”上博馆前的“长队优美”，终于再现。
10月3日，杨志刚值班，那天全馆观众高达日场8846人、大英展展厅高达4384人，均大大突破限流标准的8000人、3500人。“数字一出来，我也吓一跳。”
从大英百物展第二周的7月初起，为应对日益增多的如潮人流，上博开始延长开放时间，早一点开放，晚一点关门。这在上博历史上并不多见。“绩效是封顶的，加班靠积极性。观众热情高涨，也激励上博员工干劲高涨。”进而，又每周新增两个夜场。
就在这样的日复一日中，杨志刚看到了这样一幕。
七八月天热时，几乎每天，都有十几人、最多一天达到20人的轻度中暑。“压力很大。”杨志刚到门口去看，观察统计下来，很大一部分都是20岁上下的女孩子，不吃早饭导致。“我好几次亲眼看见，她们的两条腿、整个身子慢慢往下沉，蹲下去，这时候我们守在现场的保安，马上上去接住，有的抱，有的抬，送进馆内专设的救助点，由专业医生治疗。一般降降温、喝点糖水，十分钟左右就能缓过来。然后问她，如果还想再看的，就进去看吧。”
最有价值的收获，是上博和大英两方面专家同台唱戏。
一起策划，一起布展，一起呈现，对外“增进友谊、增加了解”，对内“强化管理、提升能力”。
练内功，要把门打开。大英百物展在世界各地巡展时，每次都有开放性的第101件展品，要求代表当地特点、体现当下的历史进程。这不啻是一道考题。上博没有关起门来自己选，而视为与社会公众构建新型互动关系的一次契机。
征集来的十个初选项中，有共享单车、智能化手机、北斗导航系统模型，也有二维码，都是有闪光的点子。于是再发布，再听观众的下一步想法。
当二维码作品设计出来后，大家的意见一下集中了。
它不但把100件展品都放进了里面，而且确实可以扫。
后来日本总领事来参观时，杨志刚跟他说：二维码是你们日本人发明的，运用最广又在中国，它代表了亚洲。
而在新闻发布会现场，大英博物馆特派的资深研究员听完这件展品介绍后，由衷地说：“上博是中国最好的博物馆。”
也有遗憾。
烈日下，看着排队的人们，“真的于心不忍”。
已经前所未有地搭建了遮阳棚、喷雾装置、铁马，但上博本馆的硬件、公共服务能力，局限太大，只能留待东馆加以解决。
大英百物展，恰是对上博这三年从正反面的一次检验。
千日之行，始于足下。
新掌门自评这三年：“还算尽心尽力。”
又不甘地补了一句：“推进速度还不是预想那么快。不过，还是稳中求进吧。”
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对上博情有独钟。
一是因为他的专业化水准非常高，尤其对于青铜器。二是因为上博青铜器的水准也非常高，各年代的标准器、典型器都有，“成系列”的只有这里有。三是因为精心营造的展览空间，展陈体现的审美趣味也比较高。
再加上，“我们上博有一位颇具个性、很有魅力和作为的马馆长”。
所以希拉克来，往往一看就是一个小时。
在某种意义上，馆长，是一个馆的灵魂。2017年出版的《马承源翰墨金石作品》一书序言中，杨志刚写道：“上世纪90年代，上海博物馆落户人民大道，由此赢得自身崛起，并带动中国博物馆界向着现代化事业绚丽转型，诚乃城市文化发展中神来之笔……上海市和上海博物馆两方面的主事者们，以改革开放排头兵的勇气与胆识，同心？哿Α⒃顺镫⒒？、竭尽所能。这当中，马承源馆长居功厥伟。二十年前，我是游离于人民大道的关切的旁观者；二十年后，我成为念兹在兹、身心在兹的守护人。没有变的，是心目中马承源馆长占据的那份厚重，那就是《诗经？小雅》吟诵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杨志刚坦言自己这么多年一直最注意的，是平衡好自己的内心世界、理解好工作内容和目标。
从本想纯粹做一名学者，到不断转岗、接连“跨界”，他内心清醒而坚决：“一定要学会放弃。通吃的人，我心里认为是没有的。谁想通吃，肯定没有好下场。别的不说，身体也吃不消。在我看来，放弃的最高境界，是不后悔。”
而与此同时，每次换岗，他又都会认真思考同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把自己放在这个岗位？这个岗位的工作现在正处于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之下？自己这一任的历史阶段和任务是什么？“这样，重点做什么，就心中有数。”这与他的治学，异曲同工。
在上博走过千日的杨志刚，想为今后上博留下的，或可简括为“三、二、一”。
三，就是把三个“新”进行到底，不断培育新观念新意识、汇聚新动能、创新体制机制。
二，就是建两座“大厦”，一座是有形的东馆，一座是无形的名山，要形成一个可以传诸久远的名山事业，这包括名展、名家（各领域、各行当的知名专家）、名著名刊以及有品牌的社会教育和文化交流。“我从高校出来，非常清楚大学不但要有大楼、更要有大师这个道理，上博也一样。除了硬体建筑，一定要有无形的东西支撑。”
一，就是全馆一心追求一个目标定位：世界顶级的中国古代艺术博物馆。
上博东馆开工当日，有感于开工活动的报道，上博一位青年学人在微信朋友圈发声，表示应该用一百年的时间完成一项伟业，将上海博物馆建设成世界顶级的世界古代艺术博物馆，使国人不出国门即可遍览世界艺术。
欣赏此类憧憬之充满理想与激情，杨志刚在微信中送上三个翘起的大拇指。
对标世界，全球各大顶级博物馆无一例外，都是所在城市迈入世界顶级城市行列的通行证。“上博和上海，享有共同的发展方向。”追求卓越的全球城市，自然也应该有世界顶级的博物馆。“我们务虚会也讨论过，上博似乎在国内已经很好了，究竟还要不要再往前跨一步。大家一致觉得应该要。随着未来中国综合实力的鼎盛，需要世界性的博物馆，建成世界级收藏。”
千日过后，新上博的口号是：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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