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夏文泥金写本《妙法莲华经》 资料图片 西夏文泥金写本《妙法莲华经》 资料图片 《法国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藏西夏文献》 资料图片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学西夏文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史金波就将流散海外的西夏文泥金写本《妙法莲华经》记挂于心。2011年，他有机会进入法国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一睹这部典籍的真容。尽管几十年间通过各种途径对此书的内容、形制了解颇多，但当书衣轻轻展开，满纸金光灿灿的文字呈现在眼前时，史金波还是深感震撼。
震撼之后，是一阵心痛。当代人所见到的西夏文古籍，大多出土于20世纪初叶之后，这部泥金写本《妙法莲华经》不仅制作精美，而且是目前所知唯一一部西夏文传世典籍，如今却远在异邦，国人罕见。史金波早有将此书在国内影印出版的想法，此时便与该博物馆负责人商谈合作出版事宜。几经努力，史金波参与主编的《法国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藏西夏文献》日前由天津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共同出版，泥金写本《妙法莲华经》正是此书的主体内容。这部百余年前流散海外的珍贵典籍，终于以影印的形式回归故土。
流散海外百余年
所谓泥金，就是在书写材料中调和入金箔，写出的文字可以呈现出夺目的金色。唐宋时代的泥金写经，存世稀少，保存完好的早期泥金写经更是少之又少。
“面面锦绣，字字珠玑，展卷阅览，满目生辉。此书绝非一般写本可比。”史金波初见西夏文泥金写本《妙法莲华经》时的惊喜，百余年前夺走此书的三个法国人伯希和、毛利瑟、贝铎应该也有过。
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不仅抢劫金银财宝，也把目光对准了文物典籍。伯希和后来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回忆：“它是1900年北京陷落之后由毛利瑟、贝铎和我本人在白塔下一堆凌乱的废纸和旧书里寻到的。我们一卷一卷地找到了六卷。由于我的两个伙伴各有官方身份，所以我把自己手中的那卷书给了他们，毛利瑟和贝铎随即把那些书平分了。”
“北京城内有两座著名的白塔，一座在人们俗称白塔寺的妙应寺，另一座在北海永安寺。”史金波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妙应寺和北海都曾遭到劫掠，这部西夏文泥金写经究竟与哪座白塔有关，尚待进一步考证。
分得了三卷写经的毛利瑟，如此描述自己的“收获”：“第一卷首叶贴有一张汉文的纸签，表示这是著名佛经《妙法莲华经》的西夏文译本……每一卷都装在一个厚纸板的封套里，内衬一层黄色的薄绢，正面覆以带花朵和金箔饰缘的蓝绢。书卷本身以绿绢封面，高33厘米，广12厘米，绀青色厚纸经折装。经文为界限分明的金书写本，每半页6行，行19字。文字用致密而柔韧的毛笔写成，清晰工整，极其秀美，字形结构始终繁冗而优雅，与著名的居庸关西夏铭文相同。”
毛利瑟并未就此满足，他认为，全书有七卷或八卷，为凑足全书，他竭力搜寻，“我在北京的各图书馆遍寻无着。尽管如此，仍深信从北京的市面上曾经卖出了其中的一卷，但不知是被欧洲人还是中国人买去了，我虽然竭尽全力，也还是没能找到那个买主的行踪。”
根据伯希和的记载，1912年前后，毛利瑟把三卷写经卖给了德国柏林图书馆，而贝铎去世后，他所藏的三卷也被其家人售卖，后入藏法国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
“这部西夏文泥金字《妙法莲华经》共八卷，藏于吉美博物馆的三卷为第二、第六和第八卷。”史金波介绍，流散到德国的几卷写经，有学者了解到，德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曾于1908年、1912年两次购入西夏文深蓝纸描金字本《妙法莲华经》卷一、三、四、五、七，后来馆藏被移入波兰克拉科夫的雅盖隆大学图书馆，“据德国的图书馆员介绍，2013年、2014年他们曾几次去波兰对当年转移的馆藏进行电子扫描，但没有发现这几卷写经。他们怀疑，这些经卷是否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遗失。如果这些珍贵写本果真遗失，那将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可喜的是，2017年，旅美华人学者龙达瑞在波兰雅盖隆大学图书馆整理《永乐北藏》时，偶然在一包文献中发现一卷西夏文泥金写经，他很快将此经的照片发给史金波。史金波确认，这就是辗转法国、德国，最终流入波兰的西夏文泥金写本《妙法莲华经》卷五。此卷的发现，为寻找尚不知所踪的卷一、三、四、七增添了希望。
这部泥金写经应属西夏时期遗物
当年，毛利瑟获得三卷西夏文泥金字《妙法莲华经》后，随即展开了对西夏文字的考释，风光一时。另一位当事人伯希和，还于1902年在河内举行的首届远东研究会议上，向与会者展示其中的一卷经书。但百余年来，面对珍贵典籍流散海外的局面，国内学者只能通过零星的照片、介绍稍解相思之愁。
“2012年，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公布《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鼓励将散失海外的中国古籍珍本影印回归，《法国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藏西夏文献》顺利入选。”天津古籍出版社总编辑杨莲霞介绍，该项目同时还被纳入了“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古籍整理专项经费资助项目名录，体现出各方面对珍本古籍回归的共同期待。作为西夏学领域的代表性学者，史金波率先对这部泥金写经进行了研究。
“西夏文及其文献，兴盛于西夏（1038年—1227年），延续于元代，式微于明朝，前后有四百多年的使用、流传历史。这部泥金写经的纸张、装帧等与元、明时代的西夏文文献不同，应属西夏时期遗物。八百多年前的泥金写经，十分罕见，更何况还是以少数民族文字西夏文书写，更是难得。”在史金波看来，此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形制特殊、年代久远，而且更在于帮助学者梳理佛教经典源流，“汉文《妙法莲华经》主要有三个译本，其中以鸠摩罗什的译本影响最大。鸠摩罗什译本又有七卷本、八卷本之分。传世文献以七卷本流行最广，而八卷本则没有流传下来。西夏文《妙法莲华经》译自鸠摩罗什的八卷本，应该是存世最早的八卷本。通过对勘研究，我们厘清了原来不是很清楚的七卷本和八卷本区别的问题，原来两种版本内容一致，只是分卷不同。”
史金波说，随着学术的发展，现在识别、翻译像《妙法莲华经》这样有汉文文献对照的西夏文文献，已经不成问题。但在整理、译释过程中，对其中的词汇、语法现象做出解释，并从中探索西夏语的奥秘，则还需要做更为深入的专业研究。
“西夏文献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之一，蕴含着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和想象力、创造力，对促进文化传承、联结民族情感、弘扬民族精神等都具有重要作用。”杨莲霞希望，《法国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藏西夏文献》的出版，既能起到抢救流失海外的优秀文化遗产、助益学术研究的作用，又能推动传统文化的传播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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