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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您的工笔人物画中，女性形象占据了绝大多数，这是出于何种考虑？在她们身上，倾注了您怎样的美学思考？
何家英：女性自古以来都是被表达、被审美的对象，因为她们身上存在各种各样诗意的美的形态。在生活中，女性之美远远超越了男性之美。女性具备高尚的品德，女人的纯洁、天真，具有诗意。女人更有情，更能表现出情感。女人对情的重视远远超过男人。所以，在女人身上，寄托着我们对美好事物的情思。
我在画中首先表现的是女性的纯洁。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讲女人是水做的，女人最可贵的就是纯，男人对女人的要求在于其纯，男人欣赏女人也在于其纯。女人的纯洁在男人看来是最高境界，是一种心理需求和审美要求。
女人是具有情感的人类类型，这种情感并不表现在快乐的嘻嘻哈哈上，女人在孤独时表现出的带有一点点忧伤的境界，恰也是女人最典型和最深刻的心理境界，这也恰恰是我们在审美上的选择。有句话叫做“悲剧的东西更具感染力”，虽然这种感伤不一定是一种悲剧，但它是淡淡的忧伤，就有淡淡的回味，很有意思。
何家英：读李后主的词能焕发出一种忧郁忧伤的情思来，艺术创作就是需要这样一种情思，这是内心的反映，在读诗词时能增加这种心情，这很重要。在个人生活中，难免遇到忧伤。比如说，1974年，我初中毕业上山下乡，插队到了天津宁河县，那时插队不是学农劳动，学一两个月还能回来，那可真是被抛到了那里，还能不能回到城市，是个未知数。那时你知道将来的社会是什么？我们谁也没想到今天的社会变得这么好，有了这么高的自由度。那时候只知道下乡之后就是苦力，能不能完成画画的愿望和理想，真是一个未知数。尽管那个时期，我们是如此刻苦，在劳动之余坚持画画，心中有未磨灭的理想，但是也真正体会到命运是个什么东西。有了宿命的体验，再读这样的文学作品，包括看电影读小说，都会很钟情于这样一种体验，最终会在审美选择上选择这样的类型。我表现女性的忧伤，也是当时我的心性的反映。
谈到生活和艺术的边界这一问题时，何家英说：“一个艺术家当然要生活在生活中，这就看用心没用心，用心就有艺术。常人常态的生活是惯常的，而艺术家的眼睛是审美的。中国画里很少把人物上升到精神性，而西画却是这样的。所以我自己就找到了一个方向，人物画就是要画形象，画这个时代的人物的形象，而在技法上沿用中国画的技法，保留中国画的品质和写意性。《街道主任》就是活生生的并不漂亮的一个老太太，这是我的一个重要突破，这之后逐渐才有了《山地》和《十九秋》等等人物画。”而这些画作与《春城无处不飞花》等在当时的中国美术界引起很大的反响。
美的女性和女性的美
记者：在他的题材内容中最为重要和最为突出的是对女性的表现。在艺术中（广义的艺术是包括诗和文学的）对女性的表达历来是一重要的题材领域。在女性主义的前期曾有论者认为这是男权文化的产物，对这个简单的命题笔者不能苟同。因为这个结论在话语结构上还是犯了将本体问题社会化和政治化的错误。因此笔者认为对女性的艺术表现更重要的还是女性的美，女性的力量，女性的生命地位所决定的。人类从古希腊文明就开始这种对女性的认识，在古希腊的神话故事中司艺术和司爱情的神是女性，并且是同一位女性，可见女性更接近艺术。
虽然一个男人对女人的情感和爱无可讳言的最本质根源是性爱，然而自人类成为文化动物之后 ，对女性的爱和情感在内涵上就大大地丰富了，于是从性爱扩充到德性的爱、智性的爱和审美的爱。
何家英对女性是具有一种特殊而强烈的表达欲望的。他认为女人是神圣的。他将对女人的感受、理解和爱转向了审美。在对女性的表达上他是理想主义的，他遵循着古典主义艺术的法则。他对女性的认知和理解剥离了社会学的层面，在他的艺术世界中女性总是被置于一个超时空的表述结构中，在这结构中只有自然和女性共存。因此何家英艺术中的女性是自然和神性尤物，它同时也是何家英人性精神和人格理想的对象化——在这个时候人们才会在艺术中感觉画家笔下的女性最终是超越了女性而指向了生命的美和生命的神圣。
何家英说，他极喜欢南唐李后主的词。李后主词的境界的伤感情蕴深深地感染并影响了何家英。使何家英的艺术中浸润着一种诗性的悲情，在这个悲情中，女性的美是和人生无根基性的命数联系在一起。正因如此，就使何家英的女性美表达和美女画划清了界限。何家英的艺术表达女性题材升华成了女性主题，他的女性主题内涵是丰富的，它包括美丽、青春、纯净、高洁、母性、化育和内在教养等等。
的确，人对于至美和至好事物的认识很容易和它的反题联系起来，正是这种联系使人们产生悲剧和宿命的情怀，而艺术则是为人类延续和珍藏美好事物的最好形式。
这，或者就是何家英女性主题的美学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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